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凝练概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雨花英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雨花台以及南京周边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烈士群体，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党的历史长卷中极其英勇悲壮的篇章，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一座不朽丰碑。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用好用活这些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雨花英烈是忠诚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典范，雨花英烈身上彰显的以“两高一大”为内核的雨花英烈精神，昭示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从雨花英烈的光辉事迹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内涵，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雨花英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信仰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对于信仰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一个政党的政治属性和品格。雨花英烈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各种纷然杂陈的主义和道路的比较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信仰。他们之所以信奉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鲜明的人民立场、谋求全人类解放的道义力量，点燃了他们心头的信仰之火，奠定了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雨花英烈在极端凶险的环境下投身革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酷刑拷打，慷慨赴死，舍生取义，其力量之源就是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高文华烈士曾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参加过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5年光荣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1928年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南京。虽然身陷囹圄，高文华仍坚持研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读完妹妹悄悄送入牢中的《资本论》后，他兴奋地写信对妹妹说：“（《资本论》）是一部最好的书，百读不厌，越看越有滋味。”高文华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真理终永恒地存在于宇宙中，现在善恶不能分清，但总有分清之一日。”“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由于狱中的恶劣环境和敌人的残酷迫害，高文华不幸染上伤寒，牺牲于狱中，年仅23岁。临终前，枕边还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曾经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包野烈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留德博士，为了心中的理想，毅然投身严酷的革命斗争，被捕入狱后，面对敌人对他施以钉竹签、灌辣椒水、火烙等重刑宁死不屈。牺牲前，他留下这样一段话：“你我失去一人之生命，或许可以将新中国的诞生提前一个小时；万千同仁牺牲生命，则理想之国近在咫尺。”恽代英烈士是我党早期的革命理论家和宣传战线领导人，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面对革命低潮，他鼓励身边同志：“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难以想象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捍卫真理、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坚强决心。 

　　雨花英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初心是最初的本心，使命是肩负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产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之际，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雨花英烈正是秉持这样的初心使命，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勇立潮头，以自己的奋斗牺牲，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担当。恽代英烈士曾在日记中写道：“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罗登贤烈士在雨花台就义时，狱官问他有什么遗言？这位临危受命的满洲省委书记凛然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曾经担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的史砚芬烈士就义前给弟弟妹妹留下绝笔：“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冷少农烈士长期在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派驻南京情报中心小组长。他在1931年给自己6岁的儿子留下家书：“我之爱你，是望你将来成为一极平凡而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项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人物。苍儿！社会之新光在照耀着你，希望你猛进。”一段段滚烫的文字映照着烈士的初心，昭示着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崇高情怀。 

　　雨花英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雨花英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特质。“牺牲者”是雨花英烈共同拥有的名字。雨花英烈身处反动势力、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斗争环境异常艰难、危险。仅就南京党组织而言，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至1934年底，就先后遭遇八次破坏、八次重建，一些党组织负责人上任不久就被捕牺牲。对于革命者来说，斗争是他们的生命要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从入党第一天起，就意味着他选择了随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前仆后继、牺牲奉献、斗争到底。石璞烈士1929年7月考入金陵大学，年底就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他毫不畏惧，用17岁的年轻生命谱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对着敌人的枪口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我们的夙愿。”“在南京，不准备杀头，就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江苏省委首位女组织部部长的黄励烈士，被捕后仍坚持狱中斗争，发出“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钟”的铮铮誓言，就义时年仅28岁。袁咨桐烈士是著名的晓庄十烈士之一，牺牲时仅有16岁，是雨花英烈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狱中给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的二哥回信，信中写道：“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 

　　这一群体以牺牲的特殊形态告诉人们，没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守护自己的理想信念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中国人民能从悲惨境遇向着光明前途实现伟大历史转变，就是雨花英烈为代表的无数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结果。 

　　雨花英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的政治品质和道德操守，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绝对忠诚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先进政党，她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因此，对我们党而言，忠诚于党与不负人民相一致，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雨花英烈对党忠诚，正是基于对党的性质、立场和宗旨的价值认同，他们为革命奋不顾身，正是因为人民让他们找到了牺牲奉献的价值所在。1930年夏，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上级指示发动暴动，时任南京市委常委的陈景星烈士提笔给远在东北的母亲写下一封感人至深的诀别信。信发出两个月后，他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他写道：“母亲，你对我的爱，对我的体贴，那是使我时时不能忘记的……然而慈母爱儿的亲热，我能如何答报呢？……我常想，我若是读了很多的书，不能为社会上被践踏的人类谋些幸福，那我怎能对起母亲呢，怎能对起母亲疼儿一场呢？”薄薄的一封家书，表达了对母亲的挚爱和对社会苦难的深切同情，显示了要为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不懈奋斗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雨花台是共产党人英勇就义的殉难地，更是共产党人忠诚信仰的展示台，对党绝对忠诚是雨花英烈精神的核心所在。邓中夏烈士是我党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协助李大钊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牺牲前，他给党组织留下这样一句话：“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任天石烈士是京剧《沙家浜》中常熟县委书记的原型，1947年1月，他在中共华中十地委社会部部长任上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劝降利诱，他不为所动，通过特殊关系给组织上写信，向组织郑重汇报：“我不会忘记党的”“我始终会像信笺一样洁白”！在另一封信中，他还以隐语向党明志：“承蒙他们不弃要我做同店号名誉上的经理，但自觉德薄才浅，无法胜任而谢却，因而说我不识抬举。”这些都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诠释，确立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之源的历史地位，构筑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精神的基因和内核，雨花英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雨花英烈精神，传承和发展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京人民极其宝贵的红色资源。我们要走近雨花英烈，从雨花英烈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自觉做伟大建党精神的忠诚践行者，让伟大建党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时代光芒。 

       [作者：平旭   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课题“构建基于红色文化融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20JDSZX1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