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核桃市的Kathy Li女士，今年上半年决定购买枪支保护家庭。她发现自己并非个例：枪店人满为患，身边的少数族裔人士选择在今年购买第一把枪支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今年疫情期间，美国各地枪支暴力事件频发。《华盛顿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2月9日和1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连续发生两起枪击事件，致2人死亡1人受伤。数据显示，截至12月7日，美国今年已发生591起大规模枪击案，远超去年数据。

    现实矛盾的激化，成为控枪议题日益诡谲的助推器。专家指出，购枪数量和枪支暴力案件数量同时高涨，既包含美国两党角力时将持枪议题过度政治化的隐含逻辑，也证明美国社会不平等和身份认同危机加剧了枪支暴力的爆发。

    今年，美国民众陷入了“因恐惧而购枪”“因枪支暴力而恐惧”的恶性循环。事实上，这一现象在美国已存在很多年。

    枪店一个月卖掉三年库存

    Li女士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因为担心治安恶化，今年她身边的朋友纷纷购买枪支。今年3月，当她也决定买一支枪的时候，当地的华人枪店已断货，白人枪店也人满为患。华人枪店店主还称，当时“一个月就卖掉了三年积累的库存”。

    “福克斯新闻”网站11月援引美国小型武器分析和预测机构SAAF发布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11月，美国今年估计已售出1860万支枪支，比往年高出近200万，创下历史纪录。“福布斯”网站报道，美国最大的手枪军械制造商“史密斯和韦森”公司12月3日发表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该公司第三季度总销售额增长了2倍多，达2.487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137亿美元。

    这些枪支都是被谁买走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NSSF）的最新统计指出，美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由首次购枪者购买的枪支约占美国全部售出枪支的40%，远高于过去20年24%的平均水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称，今年非洲裔美国人购枪数量的猛增尤为明显，9月更是飙升了58%。美国全国非裔枪支联合会称，年初以来，该机构会员数量大幅增加了约5000人，增幅达17%。而警察暴力执法是促使他们购枪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样在9月，女性购枪数量飙升了约40%。

    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发生的社会治安恶化现象引发了民众广泛担忧。其中，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恐惧情绪尤为明显，不得不选择购买人生中的第一支枪来保护自身。

    持枪文化难以动摇

    美国有“买枪比买汉堡容易”的俗语。Li女士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她家附近除了开有专门售枪的枪店，沃尔玛等大型超市、体育用品店和网络上都可买枪。枪支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她家中经常收到推销枪支的广告。

    郑易平介绍，美国人的拥枪传统可以追溯英国殖民美洲之前——英国光荣革命后颁布的《权利法案》确立了新教徒的持枪权，这一理念被美洲殖民地继承，而在美国独立战争和与原住民发生冲突后，持枪权更加深入人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者祝薪闲指出，美国建国以来，尽管常备军逐渐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绝对主力，但自备武器的传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美国西进运动中，拓荒者“单枪匹马”开拓疆土的事迹成为美国的“精神气质”，而当时美国西部社会秩序松散，民众需要依靠自己而非社会组织保障人身安全，这种社会心理准则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美国人。

    1791年，美国颁布宪法第二修正案，支持个人备有及佩戴武器的权利。王聪悦认为，近年来就如何解读这一表述模糊的法律条款存在争议：一方认为持枪权仅限于民兵，控枪甚至彻底禁枪都不违宪；另一方则强调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个人拥枪的“神圣性”。

    美国各地、各州拥枪控枪措施不尽相同。但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及2010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地方的禁枪措施说“不”，无疑增长了拥枪派的信心。

    此外，据美国多家长期跟踪控枪舆情的机构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千禧一代”美国人，较年长一辈更乐于接触枪支，其中其中66%的人相信暗中携枪会使美国变得更安全，而50岁以上持此观点的美国人比例仅为50%左右。分析指出，美国“千禧一代”成为主要选民后，宪法保护下的持枪权很难出现颠覆性改变。

    社会矛盾助长暴力犯罪

    伴随着购枪数量的增加，今年美国枪支暴力犯罪事件也大幅增长。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数据显示，截至12月7日，美国今年已发生591起受害人达4名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远超去年全年的417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成昊分析，美国民众对当地政府是否能够维护地区稳定、警务力量能否公平对待冲突缺乏信心。他们宁愿自己购买枪支，也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易平则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发生后，美国枪支销售量激增，是今年枪支犯罪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每次美国发生全国性悲剧事件后，枪支销量往往走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事件，当月购枪人背景审查量比前一月增加39%。2015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发生恐怖袭击，当月购枪审查量比前一月增加48%。“抗议活动中的破坏画面加上持续数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民众惶恐不安，越来越多人试图‘自我武装’。”文章分析。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学者王聪悦认为，在人心绝望和社会动荡时期，美国犯罪问题就会变得格外严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民众在高死亡率的、高感染率的冲击下陷入心理恐慌，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失业浪潮也让很多人倍感焦虑。同时适逢美国大选，导致美国发生多轮全国性、地区性、事件导向型骚乱。

    控枪手段治标不治本

    随着美国政治中两党分裂日益严重，政治极化不断加深，控枪成为体现党派分歧的核心议题之一。王聪悦指出，民主党人普遍支持对枪支实行更严格的管理，共和党则是个人拥枪权的坚定捍卫者，通常反对任何形式的枪支管制的立法，两党对此态度泾渭分明。

    王聪悦认为，美国控枪、拥枪之争是制度因素、利益纠葛和现实矛盾激化的共同产物。枪支产业的繁荣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产物，诸多政坛精英、枪支弹药制造商与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反控枪游说团体利益相互捆绑，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美国目前是全世界最多平民死于枪口的国家，但该行业每年向美国政府缴纳高昂消费税，在过去10年间创造了近15万个新就业岗位。

    孙成昊也提到，控枪立法在美国向来举步维艰，不仅由于美国社会难以达成共识，还应归咎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其中，全美步枪协会（NRA）拥有不容忽视的游说力量，对地方官员、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都可提供资金支持、施加政治影响。

    “对美国地方和国会选举来说，金钱政治是重要属性。候选人背后有大量利益输送，政治献金。哪怕竞选时议员鼓吹保持社会安全、控枪法案，真等到执政后投桃报李，他不可能下大力气掐死。”孙成昊说。

    美媒认为，美国新政府的强制政策或比特朗普政府更严格。拜登在竞选时曾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用大容量弹夹和攻击型武器；对购买者进行更严格的背景审查等。

    但孙成昊指出，美国政客和舆论讨论的控枪手段治标不治本。“一些管理、科技手段，只能部分缓解，对于枪击案的出现是不可能清零的。”孙成昊认为，围绕控枪的争吵，反映的是美国政治中自由与安全的纠结关系。没有理顺这对关系之前，控枪困境就无法彻底化解。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泠汐 王诗堃

（编辑：马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