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与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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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与战略定力

时间:2019-08-18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点击:513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正处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正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为了能在继续爬坡过坎中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和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自觉坚持历史思维，实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将改革进行到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谓历史思维，就是通过追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判明大势、定位现在、开辟未来的反思性思维。它有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历史的本体论思维，追溯特定历史对象“从哪里来”；二是历史的过程性思维，追问特定对象“要到哪里去”；三是历史的反思性思维，总结历史上有何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通过这三个逐步递进的环节，探索事物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未来方向，确定战略目标，保持战略定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思维对以下三个根本问题进行时代性的追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定力。

弄清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保持坚定不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定力

　　回顾工业革后的世界历史，西方国家崛起给世界的最大警示就是他们始终念念不忘的“修昔底德陷阱”。按照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说法，根据他的研究，过去500年历史中，有16个大国崛起，其中12次是通过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实现了霸权地位的转换。据此他认为，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艾利森指出的大国兴衰、霸权轮回是事实，但他把历史统计规律绝对化却是错误的。15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形成了顽固的霸权思维，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势力均衡是欧洲和平的暂时保障，追求霸权是各国自保并放大国家利益的强大动力，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欧美历史演变常态。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们无法改变历史规律，因为规律是特定因果条件共同作用下造就的必然性，只要具备规律起作用的条件，规律支配的必然性就会出现。人们虽不能改变规律，却可以改变历史趋势，因为历史趋势是历史规律支配的历史发展的未来态势，只要人们改变特定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就能够改变历史发展趋势。

　　人类不应总是重复历史错误，更不应该继续重复规律性的错误。今天的世界，只要改变支配“修昔底德陷阱”的条件，特别是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的霸权思维，学会合作共赢，就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历史统计规律存在的条件，从而避免历史再次出现“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向西方世界郑重而深刻地阐明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观：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当代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要走下去，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为中华民族自身、也作为世界和平的基本法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彻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恶性循环的历史窠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两位一体的战略选择，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之根，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光辉未来的思想源泉，我们必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语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弄清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始终在永葆党的初心和本色上保持战略定力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面对国内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面对国外反动势力的暴虐围剿之时，带领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卓有成效的斗争，而当革命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既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上迷失了方向，也在“建设什么样的党”上乱了方寸，结果亡党亡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无尽的遗憾。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命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两个关键”，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以下四个重大问题上对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地位、作用及其自身建设进行了进一步定位：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高度阐明执政党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科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共产党人与其他一切“为了执政而执政”一味营合选票需要的政党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共产党人信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党的偏好，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主义、是全人类实现解放的主义，它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二是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对党的领导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定位，明确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同时汲取苏联东欧共产党民主建设的教训，成功确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大思路，并系统探索构建协商民主的新机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成功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奉为圭臬的“三权分立”的政党政治的陈规旧道。

　　三是科学定位党的执政地位与理想使命统一的特质，进一步明确我们党既是执政党，也仍然是革命党。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十九大一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参观党的一大会址，追寻党的先驱者的初始足迹，重悟他们的拳拳初心。

　　四是秉持“打铁还要自身硬”的党的先锋队理念，以大无畏的历史担当和政治勇气领导全党开展了正风反腐的伟大斗争，坚持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老虎”“苍蝇”一起打，严惩一切背离党的宗旨和政治本色的行为，以增强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努力彻底走出当年“窑洞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用第二个关键——从严治党来保证和巩固第一个关键——党的领导。

弄清社会主义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始终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保持战略定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认识到两个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有了这两个结论，使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路。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于是，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振聋发聩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通过系统深入总结回顾社会主义50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告诫大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根本性差别意义上，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概括为五个主要方面：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这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出系统阐明。

　　上述这两个结论与一个根本方法论结合起来，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起来，让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为了实现这“双重逻辑”的统一，党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并紧紧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现状之间的矛盾”两个层面。这一概括较为侧重产业方式和人民生活，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工作的急切任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八大的表述作了调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当说这一表述更为规范，从人民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入手，为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客观根据。2017年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际，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既体现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又体现了新的矛盾即发展不平衡矛盾与之相伴随的实际。这一矛盾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在这一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同时，在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且处于劣势的世界上，还必须在与资本主义的相处中保持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既要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也要自觉纠正超阶段的错误观念，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何畏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研究员，南京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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